6月24日，amjs澳金沙门欢迎您研究生李宜达受邀在广东财经大学数字经济学院讲解中观经济学。李宜达就“超前引领VS市场决定——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视角”为题展开讲座，讲座由广东财经大学数字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方方教授主持。本次讲座以线上方式进行同步直播，共有六百多人参与。
李宜达在演讲中表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中国的经济实践表明，政府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参与者和竞争者，并且存在超前引领作用。政府的超前引领主要可从两个层面进行认识：从中观层面来看，超前引领表现为区域政府对可经营性资源、非经营性资源以及准经营性资源进行前瞻性布局；从宏观层面来看，超前引领表现为“党定调——政府引导——市场决定”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模式。李宜达指出，中观层面的超前引领表明区域政府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准宏观”属性，即区域政府作为国家代理对区域经济进行调节；二是“准微观”属性，即区域政府之间会根据市场经济规则展开竞争。而当前宏观层面的超前引领则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债务、人口老龄化趋势以及货币政策配合不到位的问题等。
李宜达强调，超前引领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去替代企业家进行决策，而是应当更加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从哈耶克的知识分散论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因此任何关于“重回计划经济”的论调都是对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的误判。他指出，必须继续坚持市场的逻辑，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加强产权保护和改善营商环境。而在政府与市场互动的过程中，会产生两种成分的经济，分别是“产权经济”和“职权经济”。未来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重点应是大力发展“产权经济”，逐步弱化“职权经济”。同时也应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回归亚当·斯密对于市场分工的深刻认识。
李宜达指出，中国经济学界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的创新方面大有可为，目前学界已就这一研究话题创立了全新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中观经济学、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等。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经济理论主要有三个基本理念：第一，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第二，在市场经济建设中，政府行为至关重要；第三，政府“有为”需要一系列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表明，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赋能、相辅相成的关系。
李宜达举例称，2020年的武汉抗疫正是政府与市场相互协调与合作的典范：一方面，政府通过发挥强大的统筹安排能力，获取有效可靠的动态信息、发布及时准确的专家判断以及落实高效全面的治理方案；另一方面，市场催生的新型共享模式成为了配置和利用疫中闲置资源的新思路，“共享生产线”使闲置的生产线动起来，用于缓解物资供给的压力，“共享员工”使闲置的员工动起来，用于缓解配送运输的压力。李宜达表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别是政企关系的演变，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和发展理念的转变过程。他以汕头市贵屿镇电子垃圾产业为例，指出当地的经济发展是如何从“政企合谋”逐步走向“政企合作”的，而这实际上反映的正是中国经济从以往的追求高速发展逐渐向追求高质量发展进行转变。
李宜达强调，“区域”概念应当纳入到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的分析框架之中，并构成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三维系谱。他指出，无论是当前城市圈与都市圈建设，还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关键都在于从“区域先行”着眼进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与布局。而当前中国区域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区域市场分割、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问题，因此新发展阶段下改革的突破口就在于打破区域市场分割，推动要素自由流动。此外，他还提到，未来应将数字经济纳入到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研究之中。最后，李宜达总结道：“中国的经济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更进一步地，可归结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